臣前次上殿，亲承德音，以孙永守边失策，更且责其后效，有以见圣心宽大，使过责成，深得秦缪公任孟明视之道矣。今日却闻孙永降职，移知和州，以李师中代为秦帅。臣窃以帅臣之职，尤须久任，方能谙熟边事，经辑远略。若因事屡更，则不惟迎送劳人，兼亦百事更变，兵民之情，不无烦扰。兼臣旧与孙永、李师中相识，各粗知其性行。孙永虽无应变长材，然忠谨慎静，足可使之安守；李师中实有材力，急难可用，然好进任术，不能靖安其职。若边事稍宁，必须躁动，别图进用，如此则久长之效，未必得如孙永。欲乞且依前来圣训，孙永与降职，且令依旧知秦州，以责后效；李师中且令在河东，徐观其政绩，兼免移易劳人，庶事烦扰。

〔贴黄〕臣与孙永相识颇熟，今言之则有营救之疑，不言则有旷职之惧。被疑则臣身受责，若旷职则误朝廷，臣是以再三思虑，不敢不言，惟在圣明采纳。又，仁宗朝韩琦以好水川事败，亦只降官，仍知秦州；今若以一寨易一帅，则恐边上得力将帅不易安职。如臣言可采，只乞作圣意更改。

东坡所记汤泉，秦州骆谷、渝州陈氏，山居秦君所赋东城及匡庐、汝水、尉氏、骊山、惠州汤泉，共有八矣。今徽之黄山、闽中剑浦，又有二焉。各处皆作硫黄气，惟黄山有朱砂汤泉，故朱彦游《汤泉诗》有「嵩阳若与黄山并，犹欠灵砂一道泉」之句。

伏审光被命书，出临藩阃。饬辕门之三令，怀罽幕之诸戎。侧闻屏翰之贤，深协󲦤绅之望，伏惟庆慰。恭以某官才兼文武，学洞古今，衣冠有待于宗师，宇量素怀于远业。麟符守土，已载领于旌麾；虎节治兵，果严持于斧钺。巨镇昔推于秦陇，提封密迩于河湟。壮楼堞以连城，列鞬櫜而夹毂。某幸联末契，窃庆异恩。属部欢迎，望朱轓而入境；故人登用，思白首以弹冠。瞻咏之勤。叙陈难既。

伏审光膺诏札，入觐宸廷。造朝荣践于文昌，解组遽违于边服。伏惟户部侍郎诚开金石，文丽丹青，启密勿之嘉谋，处光华之近列。分权龟纽，时未历于再期；赐对龙墀，顾已深于三接。未遑赞善，先沐惠音，闻六辔之启行，属九秋之方晏，勉其保啬，聊慰系瞻。欣恋至深，序陈莫罄。

窃见金人不竞，盗贼群起。朝廷谨守信誓，不肯接纳叛人。然而捍格既久，目今沙拉尔等占据故关山，虽迫近天水军等处，尚未出秦州界分。若唐进、何憨子等占据严马儿岭，比沙拉尔等占据者大异，约及十里，名为秦州界分，实接连西和州黑谷地段。其家口号称十万，精兵号三万，游手相挺，源源未已。致使关外数郡透漏米麦，入夏以来几至绝粒。本司虽极力济贷，亦已竭泽。又遂急劝令免役，通商免税及关报诸司随宜措置，亦有限齐事。秦陇迫近本界，皆用本朝年号。其金人虽已攻破下城，所杀获头目人，不过沙拉尔等所立名号人耳。其狡猾智谋之徒，却在川谷。今所至万数，递相仿效，皆言宁为赵氏鬼，不为完颜民，传闻商、虢一带，更多有之。官军名为驱逐，其实势力不敌；虽有边报，其实声述不尽。某科举书生，不深识兵家事体。职守所拘，亦不当议及边事。又深知此辈尚是群盗，未有纪律可以成功。本朝驻劄诸军，亦未有阶级可以倚仗。但从来此辈所为，只是起事，足以召黄巾而集赤眉。深虑关辅之民，已不复听命金人，若驱逐稍急，忽为金人所残，则怨愤之气反归于我。数万人中，岂无杰然出众，如侬智高、郭药师之徒，足以久为人害者？必须将节次边报，数牒彼界，以其所处将归顺穷寇，羁縻目前，以待其自定。如其兵连祸结，休息无期，又须推广兼爱之意，使之耕食凿饮，不累及于本界，乃可安迹。其为利害，非但救焚拯溺而已。伏惟坐论之次，深念而亟图之，将社稷生灵之幸，莫大于此。犯分妄言，震悚无地，尚丐钧照。

元丰七年八月九日，朝议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终于西都某里之第，享年七十有八。其孤将以十月十九日奉公之丧，归葬于河南府河清县上店里之原，祔先茔也。以门人所状公之行事，来请铭于予。予与公游既久，知公为详，义不得辞，遂铭其墓，且以寓其哀焉。公之先盖京兆万年人，后家于果州，至公皇考尚书公，始家河南，没，遂葬焉，有欧阳文忠公铭其墓，河南尹公师鲁为之碣，纪其世绪官讳甚详，此不复书。公讳尚恭，字安之，少力学，与弟尚哲偕游庠序，喜亲贤士大夫，故欧阳公书尚书志曰：「二子学于予，较艺，尝为诸生先」。而称公为「尤谨饬，温温有儒者仪法」。则欧阳公知公为先矣。景祐元年，兄弟同登进士科，公调庆成军判官。军守多不法，公以言不见听，求摄他州官以避之，终不言其情。知公者举监凤翔府酒税，父丧去职。终制，以判优迁袁州判官，举监解州盐池兼知解县。先文正公在政府，公上书曰：「宜选将帅而委以不疑，责大功、赦小过，以激其忠义。节寺观土木之费，损大臣郊祀之赏，以宽国用。精择守令，以厚风化之本。久任外计，使究财货之原。取士推大公而简防，禁官先才行而后常流。委长吏、彻冗员以省事，减巡检、增弓手以禁盗」。先文正公是其言。时西陲用兵，使领皆一时名公，交章论荐，改著作佐郎、知陜州芮城县。孙威敏公经略环庆，辟掌机宜，深相任信。庆历八年，夏贼元昊为子宁令哥所弑，国人诛之，立其幼子谅祚，而来告哀。谓孙公曰：「元昊负恩，屡挫官军，忠臣义士，痛心顿足，未能擒戮。今父子相残，而立其幼，殆天亡贼也。因请未赐王爵，止授以节帅之名。择其强臣，宠以高官，使分其权。复以厚赏，招致近边豪酋，渐渐收其用，以壮吾籓篱，则西陲可久安。不然，后难制也」。孙公奇其言，为奏上之。其深谋密画，多此类也。时天下称孙公为良帅，公有助焉。后帅杜公杞患属羌支离，为西贼所攻，不能相救。公请密谕属羌之酋酌比族结，互为应援，每贼至，则举烽击鼓，少壮毕集，无敢后者。自此属羌安于耕稼，贼不能扰。因得诸族所居险易、山川道路、兵贼强弱之实，图以上之。仁皇嘉其策，命诸路兵赋传以为法。至张康节公为帅，有承受公事中人者，口传上旨：「自今预闻经略司机事」。公谓张公曰：「其言无诏书，且宜覆奏。况中人预机事，则帅权夺矣」。张公遂以闻上，中人坐夺官而罢。后公还朝，被命押伴夏国使，而使者求市史传及佛经。公以史有东晋、元魏间事，不可示夷狄，止与佛书而归。权通判宁州，移知开封府阳武县。时包孝肃公为尹，爱公才明，邑人有讼事于府者，包公曰：「既经王宰决矣，何用复诉也」？嘉祐中，朝廷选能吏分行诸道，访民疾苦而蠲之，曰宽恤民力。公当使环庆，乃究悉其利病数十事上之，边民至今为便。归，以太夫人年高，不欲远宦，求知河南府司录，又知缑氏县，磨勘西京修内司，历兼判西京勾院、同判西京国子监。丁母忧，服除，再判监管勾西京崇福宫。自著作佐郎九迁太常少卿，遂得谢事。遇更官制，改朝议大夫，勋至护军，封太原县开国子，食邑户六百，赐服三品。公天性恺悌，襟抱开朗，居官有风力，遇事必务当理，不为茍且。善与人交，同僚尝有不幸者，公周其后，嫁其孤女，恩逾至亲。荫补疏属，而舍其孙。事亲至孝，虽假禄就养，不复有荣进意。每承顺颜色，唯恐不及，至博塞戏玩之具，悉陈于前。遇岁时节腊，必大会内外亲族，躬率儿女奉觞为寿，歌舞嬉戏，以为亲欢。如此不去归乡里者，几三十年。士论虽惜公早閒，而公弥以为乐，至终养而公已老矣。所居虽庳俭，而扫洒清洁，疏竹幽花，列植前后，与乡里高人贤士文酒相娱。故韩国公、今潞国文公、留守丞相韩公高年者为耆英会，图其像而赋诗者凡十二人，公居第四。且命公书其诗于石，笔力精健，过于壮年。平生有诗千首，文士多爱重之。娶郭氏，追封永宁县君。继室席氏，封福昌县君。一男纯，河东节度推官、知孟州录事参军。五女：长适知秦州陇城县事张景观，次适永兴军节度推官刘唐陆，次适权夔州路提刑杨畏，次适进士尹焕，次适进士席徽，皆先公而卒。一孙曰康公。铭曰：

京兆之王，迁蜀六世。尚书还洛，公克显嗣。伯仲争奋，力取名第。彬彬其文，矫矫其能。时方吁俊，汇拔而升。自幕徂邑，蔼然才称。书陈政要，谋参帅阃。将相之事，列如绳准。命我不与，弗究其蕴。便局屡请，官閒志伸。不以万钟，易吾安亲。孝养克终，感通神人。交必贤豪，姻则令族。贵亚九卿，备享五福。葬从其先，公愿斯足。

惟宣简公既改葬于河南府寿安县甘泉乡之龛涧里，后十有六年，其配永嘉夫人富氏，命其子承奉郎且以公功行之状，易名之议、志圹之铭，属范某曰：「昔先文正公当朝，号知人，而吾夫乃所荐进士。及公辅政，吾夫遂居近侍，而继亦大用，周旋岁久，为志同道合。唯是墓隧之碑，至今无辞以刻，敢以为请」。某窃惟庆历、嘉祐之际，盛矣君明臣贤，相与讲图治功，而公以高文大策，进预国论，出入要显，遂总机政。某幼侍先君，熟公之貌；及长，又得公出处终始之大节为最详，乃不敢辞。惟公其先京兆田氏，后徙信都。晋末，契丹略地河朔，以公皇祖太傅北归，生皇考太师。景德初，契丹寇澶州，以生口数百属太师，哀之曰：「是皆何罪，而使就死地」？夜悉纵去，乃自拔来归，朝廷官之，至太子率府率以终，始家开封，而葬阳翟，遂为开封人。公，太师长子也，少有奇志，慨然喜功名，读书强记博览，一经目终身不忘。为文章秉笔立成，瑰富雅健，尤长于论事。初，举进士，赐同学究出身，不就；再举，遂中甲科。补江宁府观察推官，以母英国太夫人李氏丧罢。服阕，调楚州团练推官，就监转般仓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。举贤良方正，对策第一，迁太常丞、通判江宁府。上书论时政甚切，赐诏奖谕。方且以谏官召，会赵元昊反，西边用兵，夏文庄公、韩忠献公与先公经略陜右，言公材，请以自佐，乃为经略判官、直集贤院、参都部署司军事。时承平久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知战，每出辄败衄，人心危惧。其后制宜防患，卒能以计禦贼，公裨益为多。大将前设攻、守二策，又欲专用攻策，悉数路兵出击贼。已得请，公力言其不可，乃止。又上《备边十四事》，多见施用。召还，为右正言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、权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、判国子监。西兵久不解，关陜大困，韩忠献公以枢密副使出宣抚，而公为之副。使还，判三班院。又诏公视河北兵食，而保州兵士杀通判，婴城作乱，即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德军、真定府路安抚使。公以兵至城下，贼惧，开门自缚。入，诛首恶数十人，遂定。以功迁起居舍人，移秦凤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使、知秦州。丁太师忧。是时边帅遭亲丧，多为诏夺，公恳辞起复。上又遣中贵人手敕起公，公不得已，请归葬阳翟，然后还治。既葬，托边事求见上，曰：「陛下以孝治天下，今朝廷不为乏人，而蝼蚁之志，不获自尽，臣死不瞑矣」。因泣数行下。上闻其言恻然，又视公貌瘠甚，不忍夺其志，乃许终丧。服除，加枢密直学士、泾原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使、知渭州，转尚书礼部郎中，俄迁右谏议大夫、知益州，充益梓利夔路兵马钤辖。淯井夷人犯边，势且与乌蛮合，公盛兵甲临之，因遣人招辑，皆惶惧请命。蜀经王均、李顺之乱，人易动。先是，许守将以便宜，多专杀立威，虽小罪，或并徙其妻子出蜀，以故老幼死道路、丁壮逃而为盗者甚众。公至，首询问民间疾苦，视贫弱不能自存者振业之，先教诲、后刑罚，果桀恶然后致之法，蜀人安之。奏减三司市布，增常平岁籴，以备凶歉。蜀大饥，人无殍亡。论者以公治蜀，大略有张忠定公之风。治状闻，玺书褒谕。迁给事中，召守御史中丞、充理检使，未至，复以旧职权三司使，加龙图阁学士、翰林学士，迁礼部侍郎，遂正充使。天下财赋，自景德中尝会计，至是，公始复钩考出入虚实之数，盖岁入多于景德，而所出亦倍。公以谓天子恭俭无妄费，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，不革则殚民匮国，日益以甚，顾非主计者所得专。则为《皇祐会计录》六篇上之，并乞颁示二府，冀人主知其故，而与执政图之。上览之嘉叹。未几，遂以为枢密副使。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为，及是任事，事无巨细，悉以访公。公知无不为，亦言无不从。嘉祐三年六月，除检校太傅、充枢密使。故事：大臣进拜，多以次迁。公始超其列，人皆知上属任意笃，不久公且相矣。是年十二月，暴得疾，不能兴。上闻惋骇，亟敕太医诊视，中贵候问加损，相望于道。公辞求去位，章凡十五上，犹赐告不许。公意愈坚，乃以为尚书左丞、观文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提举景灵宫事。公请不已，于是以太子太保致仕。居数年，疾遂笃，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，享年五十九。诏辍视朝，赠太子太傅，赙恤甚厚。公仁厚长者，貌称其心，与人言谆谆款密，唯恐失其意，而其中有以自守，嶷如也。友爱诸弟，人无间言。自为小官，未尝私谒执政。器宇恢然，常以天下自任，识者知其必至公辅。在谏职，于小事未尝言，独引大体，启迪上心。凡欲人主总揽威权，分别贤不肖，抑侥倖，明赏罚，以救时弊。当是时，仁宗锐意太平，数咨访大臣以天下事，其所兴为，公建明为多。与富文忠公少相友善，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。迨公为枢密使，而文忠公实为上相，同时道行，位冠百僚，󲦤绅不以为二公荣而相贺，以为天下福也。公既被疾，下至闾巷，咸戚嗟听伺，冀公复起，而公竟以疾薨矣，悲夫！公讳况，字元钧。皇曾祖讳某，赠太保。皇祖讳某，赠太傅。皇考讳某，赠太师。无子，以弟之子至安为嗣，卒，又以至平为后焉。始，公以嘉祐八年四月，葬许州阳翟三封乡西吴里之先茔。居久之，夫人梦公若平生，以为水不可居，既而复梦云然。即发圹，公柩果为水欹。夫人乃自护还洛，而以熙宁七年五月改竁焉。呜呼，公之神灵，其不昧如是，亦异哉！铭曰：

田氏阴德，由太师积。脱人而死，报不躬获。克生宣简，为时贤臣。其贤维何，于时有陈。秉哲蹈仁，有烨其文。于皇仁宗，俊乂盈朝。发策大庭，公维董、晁。乃司边画，荒秽以薅。乃理邦财，公私以饶。遂都庙堂，谋谟枢极。帝曰休哉，维吾夔、稷。文经武服，无施不当。帝畴公劳，方倚为相。胡以疾婴，而失民望。士怀致君，所难者时。功多享厚，谗毁或随。公遭圣明，坦然设施。不终大耄，天实为之。新宫孔安，寿安之道。刻碑墓隧，来世之考。

古之临边，求一贤者而尽付之兵权，兵权正则事体重，兵权专则号令一。今庙堂之上，患士大夫不奉行诏令，恶士大夫不恪守忠实。故虽信而用之，又以人参之；虽以事权付之，又从中御以系维之。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，畏事者常至失事，卒有缓急，各持己见，兵权财计，互相归咎。昔秦、陇之俗，以知兵善战闻天下。自吴氏世袭以来，握兵者志在于怙势，不在于尊上；用兵者志在于诛货，不在于息民。本原一坏，百病间出，至有世将已叛而宣威不觉，四郡已割而诸将不知。更化之后，逆党既诛，而土俗人心其实未改。任军官而领州事者，易成藩镇之权；起行伍而立微效者，渐无阶级之分。由皂郊以至宕昌，即陇西天水之地，其忠义民兵利在战斗，缓急之际固易鼓率，若其恃勇贪利，犯上作乱，则又不止于大军而已。苟不正其本原，磨之以岁月，渐之以礼义，未见其可也。今日之领帅权者，必当近边境，必当拥亲兵；有兵权者，必当领经费，必当宽用度。至于忠义之兵，又须有德者以为统率，择知书者以为教导，如古人所谓教民而后用之也。今议不出此，乃欲幸胜以为功，苟安以求免，误天下者必此人也。

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，毋害于民，岁以有年。朕畿郊祀上帝诸神，礼官议，毋讳以朕劳（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上）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臣去年三月中，曾弹奏郭茂恂前任陕西监牧日，枷禁无罪妇人阿党等，令赔钱雇女使，及在秦州、永兴军皆有不检之迹，丑声流播，道路喧闻，不可为省郎并相度监牧。蒙朝廷采纳臣言，罢茂恂库部郎中，更不遣经画牧地，仍除军器少监。当时士大夫谓朝廷既知茂恂猥恶如此而尚不许补外者，盖执政以亲旧之爱，曲为庇护，姑且处之京局，俟人言稍息，必复进用。今日果如所料，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。诏命既传，颇骇群听。且进善退恶者，天下之公议；信赏必罚者，人主之大权。贪廉既禀于天资，安有昔污而今洁？升黜动关于国体，岂可前是而后非？倘从辅弼之主张，必误朝廷之任使。伏愿陛下深明本末，洞察公私，特罢恩除，庶清郎选。

〔贴黄〕况茂恂领军器监以来，仍更违法冒请制造神御帐兴工下手节料了毕等钱，贪猥之行，久而不革。臣已尝弹奏，伏请论罪如律，岂可因其有过，又复迁官？

臣伏见朝廷察知蜀中茶法贻害数路，生灵受弊之深，特遣使者按视本末，意欲更张，与民休息。今黄廉遍诣诸郡及山场等处，寻究弊端，尽见其实，累具奏列，皆有条绪，蜀茶之害，十去七八。疲民延颈，日望弛禁，过于饥渴之待饮食。而朝廷尚迟迟未决者，盖为边费巨万，仰给于茶，虑或缺用，不敢遽然予夺。臣愚以为持此说者，知其一未知其二也。夫陆师闵增岁课为百万贯，而又献羡馀百万贯者，岂皆茶息哉？盖勇为屠侩之事，扼民之喉，刮剔骨髓，攘夺百货，公为贩易，其极至于典米豆、鬻物货，惟增厚利，以欺朝廷尔，今日陛下忍为此事乎？恭惟陛下深仁博爱，惠养万物，惟恐一夫或失其所，必不忍为此也。既不忍为师闵之事，则禁可以尽废，利不可以过取，虽黄廉之说，犹未能尽副朝廷之意焉。故臣愿少变其议，广陛下之德泽，以慰人望，至于边备，又岂敢阙而不计哉？且黄廉所以欲榷名山、油麻坝、洋州三处者，犹利榷买之贱，觊出息之多尔。然诸场不榷，而此独榷，则民有幸不幸；榷法犹在，则严刑滥赏随而复作。譬如治病不去根本，未可以言愈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稍高三处之直，如郡县和籴米谷、民间交易之类，就彼和买，及其起纲运致，比于榷法，须费一倍（名山茶一驮，榷买载脚至秦州，不满十贯，而卖三十贯以来或四十贯。今既和买，须添原价并脚钱，约及二十贯以来，至出卖已有一倍之利。）。每岁约以五万驮应副熙河，仍设秦凤、泾原两路卖茶之禁，并如黄廉之请，则自可得一万贯，以助边计，以行博马法，亦不阙少，又何必独榷三处，以贻斯民之忧乎？其他诸路所入素薄，宜一切舍之，以与商旅，庶为招来之渐也。又况蜀茶岁约三千万斤（元丰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七千斤，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万八千斤。），除和买五百万斤入熙河外，尚有二千五百万斤，皆属商贩流转。三千里之内，所谓住税、翻税、过税者，亦可得五十万贯（旧例住税每斤六文，客人买出，翻税每斤六文，两项可得二十五万贯。所过场务，远者十处，近者三两处，再远者四五处，过税每斤收二文，五场共计十文，又可得二十五万贯。熙宁七年，兴元府一处收茶税七百馀万斤，计钱四万二千馀贯。以此推之，其数必有。）。自榷法之行，茶有牙税、脚息、头子、笼索等钱，皆为无名之敛，今既解去罗网，一切不问，第以一贯之茶，纳长引钱百文，则人情简便，必亦乐输，又有十馀万贯（川茶贵者每斤三百，贱者三二十文，今总计为五十文，凡二千五百万斤，计一百二十五万贯，乃得长引钱十二万五千贯。）。仍于六十馀万贯中，三分损一，以为未必皆然之数，则四十万贯乃有其实，而茶商诸货之税，复在此外，总计其数，则边防之费，粗可足用。三郡之茶，不必禁榷，利害愈明矣。

〔贴黄〕臣今所奏，皆据其实，盖于民不扰而有百四十万贯之利，以助边计。伏乞圣慈，采纳施行。

钦奉诏书，进褒师律，直上邽之严近，为中垒之光华。恭惟某官才雄万夫，身履百战。禀山西之气，膺阃寄于九重；破历下之军，续家声于千古。果扫妖氛之暴，亟升勇爵之劳。某久仰戎轺，况依邻宝。赞喜未遑于奉记，怀诚首辱于縢笺。徒积感铭，敷宣曷既！